1989年的一天，广州军区司令员张万年将军坐在办公桌前，揉了揉发涩的眼睛。连日下部队奔波，疲惫像潮水般涌上来。他从解放战争一路打到对越自卫反击战，常年高强度的工作节奏让他养成了靠抽烟提神的习惯。此刻，他下意识摸了摸口袋，烟盒早已空了。
身边的警卫员是个年轻小伙，刚调来不久，操着一口外地口音，对军区的一切还不大熟悉。张万年抬起头，用他那口浓重的山东招远方言吩咐了一句：“去，给俺买两包‘大中华’回来。”
小伙子听罢，利落地应了一声“是”，转身小跑出了门。约莫半小时后，警卫员回来了。可他手里没拿烟，怀里却抱着两个沉甸甸、绿油油的大冬瓜，额头上还冒着细汗。他把东西往地上放，发出“咚”的一声闷响。
张万年抬起头，愣住了。他眨了眨眼，又看了看一脸完成任务后等待表扬的警卫员，半天没反应过来。旁边一位参谋先憋不住了，“噗嗤”笑出了声：“司令员，您瞅瞅，这是您要的‘大中华’？”他故意把“大中华”三个字咬得很重，脸上已经笑开了花。
张万年这才恍然大悟。自己那口胶东口音，“中华”和“冬瓜”发音相近，小伙子听得一知半解，再加上初来乍到，对本地不熟，半夜三更跑出去，也不知到哪里买烟，稀里糊涂抱回两个大冬瓜。
他先是一愣，随即脸上严肃的线条慢慢化开了，大手一挥，自己也乐了：“好嘛！‘大中华’没等来，等来俩‘大冬瓜’！行，改天让炊事班给咱们熬一锅冬瓜汤，大家一起尝尝！”
满屋的人都跟着笑了起来。年轻的警卫员这才明白自己闹了天大的误会，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，两只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，低着头不敢看首长。
张万年看出了他的紧张，走过去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膀，声音放缓了许多：“没事儿，不怪你。是我这山东话，把你给难住了。”他低头看了一眼地上的冬瓜，笑着补了一句：“这烟啊，不是啥必需品。抽不抽都行。这冬瓜好，实在！明天让炊事班炖一锅，全楼都尝尝鲜。”
一场因方言引发的尴尬，就这样在将军爽朗的笑声里，化作一阵轻松的风。警卫员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。这个“冬瓜误会”很快就在军区机关上下传开了。人们笑着讲述，听的人也忍不住发笑，但笑过之后，大家心里漾开的，是一种别样的暖意。
人们想起的，是这位从胶东老区走出来的司令员，平日里卷起裤腿就能下稻田、坐在田埂上跟老农拉家常的模样。他没有那些高高在上的官架子，说话办事带着泥土气，让人愿意亲近。
那两包烟，最终谁也没去再买。而那两个大冬瓜，第二天的确被炊事班炖了一大锅汤，全楼的干部战士都喝上了。据说那天中午食堂格外热闹，大家端着碗，一边喝着热乎乎的冬瓜汤，一边回味着昨晚那个有趣的误会。
有人逗那个警卫员：“小伙子，下次首长再说买‘大中华’，你可得问清楚了。”警卫员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也跟着笑了。
后来，这个警卫员在军区待了很多年，工作勤勤恳恳，再也没有出过类似的差错。每逢有人提起这桩旧事，他总是认真地说：“首长那一声‘没事儿’，我记了一辈子。从那以后我就明白了，跟着这样的首长，踏实。”
张万年一生治军严谨，但宽厚是他待人的底色。那个深夜，他本可以发一通脾气，让警卫员重新去买，或者干脆斥责一句“办事不力”。但他没有。他选择了笑一笑，拍一拍肩膀，说一声“没事儿”，然后乐呵呵地安排大家喝冬瓜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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